曾經存在過的人與事並沒有消失，只不過是形狀變了繼續記錄、流傳，將不能言明的寫成物語
 
「沒有時鐘的世界，象徵著絕對自由；沒有時間的事物，象徵著絕對永恆。若人要活得自由，那請你誠實、負責任地面對自己每一個真實的想法和感覺，讓自己從永恆之中活著。」——〈一生人一次〉


《維城物語》收錄了作者自二零二二年開始撰寫的三十篇文章，延續了前作《維城札記》的風格，融合言理的學術元素、言情小品文的風格，內容「從香港寫到世界」，從歷史寫到文學、哲學」，希望這種風格的散文能夠為這個時代的香港人，提供一點思緒、情緒的慰藉，這樣 已是很足夠。


所有香港人都是微小而偉大的，讓我們以筆為劍，向世界記錄我們的時代；以墨為花，向後代訴說我們的故事。
 
 
| 內容節錄 |
 
作者自序
 
依稀記得在寫作拙著《維城札記》時，曾指「維城」為過去式，「圍城」是現在式，「遺城」是未來式，似乎在「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過程當中，每個人都很樂觀地看到其好處如何。只不過於筆者而言，似乎是不幸地「是我的帖文起了作用」。對於熱衷於傷春悲秋的文科人來說，大部份都曾沉醉著「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南朝遺夢之中，但國家機器所定的「定海神針」總能令大家從 Final Fantasy 中回到現實，只好高唱一曲「虞兮虞兮奈若何」，惟望不要似「真虞姬」程蝶衣般窮途末路得自刎。
 
自《維城札記》完成之後，筆者已從學院投身職場之中，一度深恐自己「只怕無法再有這種情懷」。但是，相信各位讀者都會有同樣感覺，昔日維多利亞城的港式優雅已如日落西山，看著講求雍容華貴的英倫遺風彷如隔世。象徵天賦皇權並刻上英女皇字號的红色郵筒。早已被綠色油漆沾污，象徵著治共治理想的督憲轅門，成「雞嗚狗盗出其門」之地。

本書之所以取名於日本文學的「物語」體，正在於「物語」之意在說故事、傳說，香港人熟悉的「香港」已成為瀕臨消亡而需口耳相傳的傳說、故事，她的歷史、文化、哲學是香港人的掌故，可悲是在上位的肉食者要人「勿語」。
 
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國學家本居宣（1730-1801）曾如此解釋「物哀」的意思，其日：「世上萬事萬物，形形色色，不論是目之所及，抑或耳之所聞，抑或身之所觸，都收納於心，加以體味，加以理解，這就是感知『事之心』、感知『物之心』。」身處在這個是非顛倒、動蕩不安的大時代之中，尤其許多人都會像少年汪精衛（1883-1944）般「引刀成一快」，除理性與感性並重之外，傾聽內心的聲音更為重要。在此過程中更會發現自己內心，會渴求感知一種超越時代的永恆美感與價值，用時常受感動的心來觀察此「三生萬物」，這也許是物哀美學的重點，本書的小品散文希望捉緊心中這些理性或感性的「感知力」。若將英儒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所言「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套用在香港，前者在於時代逼迫我們香港人思考安身立命的問題，後者在於發現「由治及興」的好處。
 
近年已被奉上樂壇神檯的張敬軒，在去年倫敦皇家亞厘畢音樂廳（Royal Albert Hall）進行演唱會時首次獻唱的《隱形遊樂場》，當中有一句：「流亡荒野，眼前都有，遊園地裡那群木馬。」這句歌詞之所以感動人心，在於說明了無論世道如何墜落，當我們反璞歸真、回到內心，將會找到那座可攀爬的城堡，變成那種遠征的木馬。這又如香港作家李怡（1936-2022）所說，我們可過著「悲觀而積極的人生」，悲哀是對世事無常的合理觀察，是為「命」，繼續積極則是對生命意義的執著，是為「義」。每個人都事實上生活在無所不在的苦難之中，但同時擁有權利去想像、盼望、尋見光明，因為前者為生命的本質，後者為生命的意義。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1929-2023） 曾經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說過，生命過得痛苦的原因，在於過著每一秒都無足輕重的時間，因此承擔起「生命之重」反而會令人活得實在，令人意會到自己正「存在著」。作為一個熱衷讀「乞食科目」的筆者，每當為世道時局、為自身成長感到頹喪時，不時會憶想起當年遭受極大苦難的人，如早年遭受羅馬帝國逼害、排擠，卻又堅持「聖而公」信仰的基督徒；始終不屈不撓地欲光復故國山河，並成為最後一名堅持反清的南明大將張煌言（1620-1664），感慨一句「好山色！」便從容就義；面對納粹德國排山倒海進攻，又被「黑狗」（Black Dog，即抑鬱症）追趕著的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依然在時代的患難困苦下繼續前行；更發人深思的，是每日在奧斯威（Auschwitz）、達豪（Dachau）等滅絕營提心吊膽地渡日的猶太人。我們從歷史中會發現他們其實與我們一樣，都只是擁有喜、怒、哀、樂等情緒的普通人而已，但何以他們能從苦難中找到其所僅有，卻又足以支撐生命的勇氣呢？
 
除了十五秒的腦殘抖音影片以外，無論從互聯網抑或是大小書店，這是一個知識氾濫的時代，讀書識字、追尋真理，不再是基督新教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所說「博雅好古儒」的特權。而在古希伯來文化當中，知識並非只是頭腦上的理性知識，又非只是內心的單純感覺，「心」是人整個內在的「存有」（The Inner Being），亦是連結及整合人的思想、情緒、意志及精神所在，是整個人所是（Being）及所為（Doing）的泉源。繼《維城札記》之後，《維城物語》成書的意義正在於此，雖然這本書談不上有何真知灼見，但如果讀者能夠在各篇文章找到一些情緒、思緒的慰藉，而對人生信仰、生命多點「存在主義式」的拷問，那麼在逆境之中，我們便能夠利用生活上的各種美學，好好善待自己，不用時時刻刻都懷憂喪志，自怨自艾，過著「悲觀而積極的人生」。
 
謹以此書，獻給所有曾每日生活在崩潰邊緣的香港人，以及屬於全世界所有香港人的故鄉——香港。
 
陳志清
謹識於2024年初夏西營盤
 
| 作者簡介 |
 
陳志清，一個深愛香港和文史哲學的香港人，一九九九年生於九龍旺角。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現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教育工作者。研究興趣為香港史、明清史、文化交流史，著有《維城札記》（界限書店，2022年）及學術論文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