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香港人在愛爾蘭的故事，也是一個香港人寫的愛爾蘭故事。
 
《時差》是郭梓祺首次非結集舊文而成的書，內容由兩條線索穿起。一條線索寫愛爾蘭文化和歷史，由反抗英國殖民主義開始，寫到文化復興運動、自治運動、獨立戰、內戰及其餘波，觸及不同時代作家的取態。數百年爭取自治或獨立的經歷裡，出現過或文或武、或剛或柔的各種方法，失敗的佔多數，但可能不必只看成敗。
 
愛爾蘭作家當中，出現過那麼多政治立場與風格大異的出色作家。 Oscar Wilde父母原來是熱切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以統計和寫作推動民族運動； W. B. Yeats早期鼓吹民族主義，以劇作和詩引導群眾抗英，晚年卻親近法西斯； J. M. Synge和Sean O’Casey的劇作在民族主義高潮下刻意不討好觀眾，一次又一次在國家劇院Abbey Theatre引起騷亂； Elizabeth Bowen是貴族，繼承莊園和大宅，二戰時更為英國任情報工作； Frank O’Connor在愛爾蘭內戰時參與IRA，被捕後幾乎被槍決，跟絕食傳統始終保持距離； Edna O’Brien六十年代在天主教籠罩、社會高壓的氣氛下，抵住大眾鄙視，寫出女性性壓抑，書成立即被禁； James Joyce一面對英國的殖民主義不以為然，一面對愛爾蘭如火如荼的民族主義充滿戒備和冷嘲，有時是自在地無聊，有時則以新方法和語言創造世界； Samuel Beckett老早離開愛爾蘭，在簡約和看來不著邊際的文字之間，埋下幾多現實政治； Seamus Heaney七十年代活在北愛問題風眼的貝爾法斯特，在處處炸彈與戒嚴之中，不得不權衡詩與現實的距離； Brian Friel以台上演員之間的無法溝通，側寫愛爾蘭共和國、北愛、英國的雞同鴨講。 掛一漏萬。再到當代的Sally Rooney、John Banville、Claire Keegan、Paul Lynch都各具面目。
 
 
| 內容節錄 |
 
前言
 
小時熱愛足球，哪怕是深宵，鬧鐘只響一秒就能醒來看球賽直播。夜闌人靜，獨個開著廳中電視，戴上耳筒，便徹底掉進另一時空，鮮綠的球場蔚藍的天，與現場的球迷同呼同吸。仍在生的阿嫲偶爾起床小便，見狀會責怪：「依家啲人夜媽媽先至嚟踢波。」我通常怕吵醒睡夢中的阿媽，也在專注看球賽，懶得解釋，小聲「係啊係啊」敷衍就算。後來阿媽移民加拿大，我跟阿嫲解釋，我們這邊白天，那邊就是深夜。她慢慢似乎明白了，深宵撞見我看足球也不再說話。
 
時差是自然的，公轉自轉，此岸彼岸，永恆地隔著半個地球。
 
時差是人為的，一天切成廿四小時，以格林威治為基點，三百六十度除以二十四小時，十五度就是一小時，但白令海峽上分屬俄羅斯及美國領土、相隔不過四公里的大小迪奧米德群島，時差卻近一天。
 
時差是夢幻的，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時差是政治的，有些跨越時區的國家裡沒時差，或為方便，或為不被時間分裂。
 
日復日，這邊漆黑，那邊黎明；你來了，我已走，卻朝你的背影前行，在隱隱的石磨音效下循環往復。
 
2022年8月，臨出發到愛爾蘭讀書，有天在九龍城家樓下車房門前，發現一片啡、黄、綠三色木板。或因即將離港，總在預備下一站的大腦，已用其有色眼鏡自動調校成橙、白、綠，倒轉的愛爾蘭國旗，影相後，收到富德樓ACO馮美華電話，委約我寫本關於愛爾蘭的書，內容隨我。到愛爾蘭後想起這照片，寫了段名為「時差」的文字放網上，說近年對時空的差距、壓縮、平行愈感興趣，也就老早決定此書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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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差》倒要回帶十八年前。那年6月被英文系取錄讀碩士，自嫌英文太差，想改進發音增強自信，買了機票和一個月內任搭的火車通行證，打算在英國繞一圈，最後雖然得怪病須把自己送進急症室，此前倒有風和日麗的一天，坐火車到達威爾斯西北終點站Holyhead。小城人跡罕至，無事可做，卻在岸邊遇到一對泊下露營車的夫婦邀我喝咖啡，一起望著往都柏林的輪船來來回回。
 
輪船徘徊了十八年。幾年前香港時局急迫，固然想盡量網羅最新消息，偶爾又偏偏希望製造時差，跟當下和自己保持距離。文藝跟政治一樣侷促，有許多好意，有許多宣示，我也可能如此。讀些無關的書吧，找另一時空將自己投擲過去，至少可當抹抹眼鏡。在書櫃取下昔年旅行在舊書店購買的一本Random House出版、綠色硬皮的Ulysses。一直想明白現代主義，卻只道聽塗說。是時候吧？
 
不肯定前因後果是否真完全如此，但無論如何，開始讀下去，才知道Ulysses跟時代的關係這樣小，又這樣大：1922年在巴黎出版，寫的卻是1904年6月都柏林甚麼都沒發生的平凡一天。投到遠方，再用望遠鏡回望當下；能離地，才有新視角看世間。James Joyce寫作這部小說的七年間，正值一戰到愛爾蘭獨立戰，他卻只專心寫自己的書，一面對英國的殖民主義不以為然，一面對愛爾蘭如火如荼的民族主義充滿戒備和冷嘲，有時是自在地無聊，有時則以新方法和語言創造世界。
 
慢慢更萌生往外走走的念頭。偶然發現都柏林聖三一學院有個一年課程專讀「愛爾蘭文學」，是時候吧？收到入學通知，covid爆發，不想到埗後要zoom那樣無聊，又推掉了。之後更倒轉時空，先在ACO開班講「愛爾蘭文學」和James Joyce。假如文學有一部分關乎陌生化，相反的可能是扮熟，希望扮得久了真會熟悉，這都成為起行前的預習。
 
Ulysses在1922年出版時，愛爾蘭剛在獨立戰勝出，結束英國數百年統治。不禁想，如果愛爾蘭獨立戰最終失敗，在平行時空，這小說的命運又將如何？所謂以小說尋找新形式，顛覆和玩弄殖民者的語言，還站得住腳嗎？抑或獨立注定要來臨，只差遲早？心中生出一連串如果。況且小說出版四個月後，愛爾蘭就爆發內戰，戰友忽成死敵，內戰的死傷荒謬地比獨立戰還慘烈，後果一直綿延到六七十年代的北愛問題（The Troubles），腦中繼續長出更多如果。
 
數百年爭取自治或獨立的經歷裡，出現過或文或武、或剛或柔的各種方法，失敗的佔大多數，但也可能不必只看成敗。由James Joyce開始再看更多愛爾蘭作家，才發現出現過那麼多政治立場與風格大異的人物：
 
Oscar Wilde父母原來是熱切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以統計和寫作推動民族運動；
 
W. B. Yeats早期鼓吹民族主義，以劇作和詩引導群眾抗英，晚年卻親近法西斯；
 
J. M. Synge和Sean O’Casey的劇作在民族主義高潮下刻意不討好觀眾，一次又一次在國家劇院Abbey Theatre引起騷亂；
 
Elizabeth Bowen是貴族，繼承莊園和大宅，二戰時更為英國任情報工作；
 
Frank O’Connor在愛爾蘭內戰時參與IRA，被捕後幾乎被槍決，跟絕食傳統始終保持距離；
 
Edna O’Brien六十年代在天主教籠罩、社會高壓的氣氛下，抵住大眾鄙視，寫出女性性壓抑，書成立即被禁；
 
Samuel Beckett老早離開愛爾蘭，在簡約和看來不著邊際的文字之間，埋下幾多現實政治；
 
Seamus Heaney七十年代活在北愛問題風眼的貝爾法斯特，在處處炸彈與戒嚴之中，不得不權衡詩與現實的距離。
 
Brian Friel以台上演員之間的無法溝通，側寫愛爾蘭共和國、北愛、英國的雞同鴨講。
 
掛一漏萬。再到當代的Sally Rooney、John Banville、Claire Keegan、Paul Lynch都各具面目，七百萬人口竟出現過那麼多出色作家，文學在社會如此重要。在愛爾蘭做作家一定極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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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差是文學的，故事裡頭有自己的時間，跟物理時間或遠或近，輕快或沉重，壓縮或膨脹，再跟當下互相對照。
 
《時差》是我首次非結集舊文而成的書，由零開始，經驗新鮮。材料儲了一些，最後選擇用兩條線索穿起。一條是一年來在愛爾蘭的個人經歷，觸及有幸認識的人和事；一條是愛爾蘭文化和歷史，從十六世紀從頭說起，覺得要有這幾百年的時空維度才有意思。有時即管待想法或回憶浮出，開始打字再算，最終寫成這百多個片段。雖非歷史學者或專家，也想言之有據，引用了別人的成果，都已盡量列在書末「參考資料」，有興趣可自行發掘。
 
由前言可見，書中愛爾蘭作家及作品名稱只列英文，有些名詞在首次中譯後也只標英文，如IRA（愛爾蘭共和軍），也有小量英文段落不中譯。慶幸有這書，在都柏林的課程早就結束，卻因寫作過程製造了時差，延續對愛爾蘭種種的學習，希望這書也能為你帶來始料不及的時空體驗。
 
——摘自本書作者 Facebook 
 
| 作者簡介 |
 
郭梓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學士及英文系哲學碩士，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哲學碩士(愛爾蘭文學)。 編有《蟾蜍夢多》、《寫嘢》、《看見動物》、《大時代的蜉蝣》，著有《積風集》、《積風二集》、《積風三集》、《無腔曲》及《一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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