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中國──練乙錚文集Ⅰ》後，作者再次以文字關切自身城市，由《基本法》任命漏洞談到形式上的效忠；細說曾特首不懶不蠢，用「三段論」回應普選，政治化妝，暗度陳倉；還提醒你千萬別把二零一二、二零一七、二零二二看成香港特首換人或立法會改選的年份，因為那些數字最多告訴你中共領導人何時更替。再由宏觀政治深入政制民生，穿梭於公平貿易、醫療融資、最低工資、樓市房產、艷照風暴以及大氣電波之間，把具衝擊性的想法嵌入歷史脈絡中，精準地展露香港社會文明背後那些懾人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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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這次會龜縮嗎?
 
曾鈺成先生上周六在《清談一點鐘》說了兩點:(一)人大常委決議提出時間表，是一大突破;(二)選委會有否篩選機制，是關鍵問題。此與筆者之前的意見大體上脗合。和而不同的是，筆者認為人大提的二零一七時間表，只表示中央不過是半隻腳踏上了香港民主這條船，還談不上真正突破。這是彼此對民主的要求和尺度不同故也，無需多論。曾先生其後又指出:今後「各方要認真凝聚共識」，此點卻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
 
談共識，一是要有現實政治合作的餘地，二是要有健康的政治心理，三是要有清晰的概念基礎。關於第一點，筆者認為在正統左派和在野派之間，政治合作的餘地是存在的，這從曾先生釋出的兩點善意可以看出。有關二零一二立法會中期方案，他說:「我認為完全可以考慮擴大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作為過渡安排，新九組的做法可以是其中一個方向。」對於選委會設篩選機制，他又說「如果不幸地到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時，中央政府無法接受一個低門檻或不設篩選的機制，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和國際社會都不會覺得這個有目的地去篩選候選人的選舉是真正的選舉。現時中央領導人有那麼高的智慧我希望他們能看到這點。」
 
當然，曾先生的話，並不代表整個當權派的立場。當權派起碼包含三股力量，一是因私利而堅決反對任何民主化的少數大資產階級，二是為了要取得北上覓食方便而一般支持中方觀點的商界或專業界人士，三是正統左派。後兩者其實並沒有必然反對政制民主化的利益誘因，尤其是正統左派，更是有為民主奮鬥的光榮歷史，只不過一直以來不得不緊隨中央的極左香港工作路線，上了反民主的賊船，跟到幾個口喊愛國的大資本家屁股後面轉而已大家知道，資本家屬於社會生產力的最先進部分，因此絕不能像過去共產黨那樣，肆意以之為鬥爭打擊對象，但亦絕不應放縱其大小通吃的本性(此點阿當斯密早有精采論述)，更不能讓他們無了期吃免費政治午餐;一旦正統左派明白此點，與在野派探討共識的心理條件便具備了一半。
 
另外一半，正統左派亦必須克服的，就是長期以來認定港人民主訴求後面便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英帝國主義勢力。一些大資產階級九七之前享盡帝國殖民主義特權的好處，九七之後卻看中正統左派盲點，大事推銷這種「外患論」平情而論，這些「裏通外國」的危險，不一定沒有，但便是有，也應該在民主制度下，用監控法律制裁等方法去預防、鏟除，而不應該因噎廢食，用凍結政改或在政制中設置不民主機制來堵塞。正統左派若要明白反民主大資本家的機心，應該讀一下納粹頭子戈林(希特拉指定的繼承人)的話:「無論是民主還是法西斯蒂，無論是議會制度還是共產專政，人民是很容易被領袖使喚的，實在太容易了。只要你告訴他們有外敵威脅，然後把反對派全打成『不愛國』或說他們導致國家陷入危機，就行了。這個把戲，在哪裏都一樣靈光。」當權派不就是這樣做了，從而否定六成以上香港人的愛國心和民主訴求了嗎？
 
既有與在野派在政制發展上的合作餘地，又有健康正常的政治心理條件，正統左派便可以考慮在甚麼概念基礎上與在野派尋求共識。筆者試從國內政治和歷史中，找出正統左派和在野派都可接受的四點基礎:
 
(一)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最近提出的「須再來一次思想大解放」為思想準備，跳出彼此敵對的框框；
 
(二)以溫總去年二月二十六日說的話為指引:「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國家，它的實現形式和途徑各有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模式。」左派一向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認為所有的政治觀念，特別是民主自由人權，「無一不打上階級烙印，但近一年來是改變了，亦因據此與在野派在觀念上拉近距離。據此，雙方應重申「一國兩制」的重要性，容許兩地政制民主化有不同形式和進程。在野派理應承認中共
提的「以黨內民主帶動黨外增量民主」不一定是假民主，正統左派亦應承認沒有篩選機制、投票權利均等的體制並不就是「照搬西方」；
 
(三)雙方肯定、參照中共在四十年代的反獨裁、爭民主政治綱領(見十二月二十八日《重溫中共的民主中國夢》和二十九日《批判中共，繼承中共》)。中共在解放後不能實現、目前也未兌現的政綱，應率先在今天的香港落實；
 
(四)雙方重視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社會正義」精神和「科學發展觀」，並研究如何在香港、特別是在香港政制改革中落實。一如國內，香港不能單純為了追求經濟發展速度而忽略社會正義，更不能過分遷就一些大資產階級的喜好而阻礙本地民主進程。
 
尋求共識，需要橋樑資本、橋樑人物。張炳良、陳方安生、單仲偕、馮檢基、關信基、吳康民、曾鈺成、陳婉嫺等，都是比較合適的橋樑人物。特首能否促成他們之間的良性互動？
 
話說回頭，曾鈺成先生二十九日電台講話，内容新鮮，態度開明，筆者十分欣賞，希望將來不會因上級反對而忽然失效。這點擔心，並非多餘。八九年的「痛心疾首」一事，筆者記得很清楚，他是欠了香港的愛國群眾一筆，但考慮到當時正統左派受到的巨大內部壓力，筆者認為情有可原。但如果這次還要龜縮，還要反口終了還要少數大資產階級的反民主利益的話，則筆者將對這位當年「城中最後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徹底失望、反感。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日】
 
—— 摘自本書P48-51
 

| 作者簡介 |
 
練乙錚，一九五一年生於香港，著名經濟學者、時事評論員。他在九龍華仁書院畢業後，赴美國卡爾頓學院留學，獲授數學高級榮譽學士。他在七十年代曾沉醉於馬列思想，投入「認中關社」活動，八十年代取得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後在加州大學任教，一九九二年轉投香港科技大學，位至商學院副院長，並為該校首屆最傑出教學獎得主。
 
一九九五年應林行止邀請加入《信報》任總編輯兼社論主筆，鼓吹理性論政、民主、法治和自由經濟；一九九八年獲特區政府聘任為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協助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研究和制定政策；二零零三年七月公開參加民主運動中環靜坐，翌年被革職。
 
自離開香港政府後，在外地遊歷三年，學習帆船遠航的技術，二零零七年十一月駕「既濟號」航返香港後，任《信報》主筆至二零一零年一月。練乙錚任日本秋田國際教養大學經濟及人口學教授，同時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著作包括經濟學術論文、政經散文集《水清有魚》、《細草微風》、參政回憶錄《浮桴記——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台灣單車旅行文集《環臺騎乘記》。他於《信報》撰寫的政論文章，大部分已整理為《練乙文集I-VI:中國、香港、國力、港理、人文、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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